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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財經五月花
全球關稅戰震蕩至第10日,迎來第一個關鍵轉折點。
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似乎有些鬆動。美東時間4月11日,美國宣布不再對原產於中國的芯片、筆記本、智能手機等20項商品徵收125%的“對等關稅”。這些產品需要含“20%以上的美國成分”。外界猜測,迫使特朗普做出妥協的,或是美國國債收益率的不斷走高。
最近幾日,伴隨美國對華關稅抬升至125%乃至145%,10年期美國國債收益率飆升至4.5%附近,30年期美國國債收益率達4.9%附近。美債價格持續走低、收益率不斷攀升。市場傳言,對沖基金開始拋售美債。亦有觀點認為,是最近3年期美債拍賣需求疲弱引發。
然而,美東時間11日特朗普接受採訪時表示,這一周債券市場出現了“小波動”,但他很快解決了這個問題,並表示相信自己的經濟計劃將推動美元升值。美東時間12日,美國政府的口徑再次發生反轉。美國商務部長盧特尼克(Howard Lutnick)在一場電視訪談中表示,特朗普暫時豁免了對电子產品的“對等關稅”,但後續會出台專門的“半導體關稅”。
但無論如何,美債收益率走高,將使得美國政府未來發行債務的成本變高。
特朗普點燃的關稅戰如同真人秀般荒謬可笑、反覆無常,以至於對美國信用造成極大的侵蝕與反噬,美債“避風港”地位遭受動搖。當美債收益率持續上升,美國消費者的抵押貸款、汽車貸款和信用卡費用也可能遭受連帶影響。甚至不排除引發美國災難性金融危機的可能。
4月14日,中國海關總署副署長王令浚再次嚴辭以吿:美方所謂“對等關稅”,顛覆現有國際經貿秩序,將美國利益凌駕於國際社會公利之上,是典型的關稅霸凌行為,嚴重違反世界貿易組織規則,嚴重損害以規則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制,嚴重衝擊全球經濟秩序穩定。
截至當前,美國政府債務已經超過36萬億美元。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的數據显示,2024財年,美國的債務利息支出高達9490億美元,比軍費支出還多。如果美債利率持續上升,美國的償債負擔將更加沉重。而通過加高關稅、迫使各國談判,將持有的短期美國國債轉化為持有長期甚至百年美國國債,俗稱“一筆勾銷”,也被認為是關稅戰背後的驅動力之一。
10%、10%、34%、50%⋯⋯關稅、反制、再關稅、再反制,過去10日,中美關稅博弈往來愈發激烈。美東時間4月9日,特朗普像往常一樣,在社交媒體宣布:將對中國商品的關稅從104%直接提高至125%。“立即生效”,這位瘋狂的美國領導人,置若罔聞地將全球自由貿易推向一百年來最危在旦夕的時刻。超級全球化徹底陷入了分崩離析的境地。
清明節后,中國的消息每日驟變。
“昨天說等等,今天是取消。”4月9日,《財經》在深圳蛇口走訪了美邦國際物流公司的集貨倉。總經理湯玲麗回憶,貨倉3月時還堆滿包裹,走不動道,眼下已鬆動許多。美國4月2日宣布加征34%關稅後,公司在清明期間抓緊趕貨去機場、發美國。4月7日仍有一些赴美貨運訂單下來,還到了一些貨物。4月8日,她收到的通知是,“赴美髮貨暫停。”第二天,客戶直接告訴她,“貨不提了,訂單取消。”
和美國的交易即刻凍結。
4月7日至9日,恰好是深圳國際玩具及潮玩展舉辦的日子。往年,潮玩愛好者摩肩接踵,國外公司與外貿商到中國展會採購,達成不少訂單。然而,一位熟悉深圳設計行業的人士告訴《財經》,這幾天許多玩具交易“直接黃掉”。“原本可能談成了一些單,因為關稅,國外合作夥伴不下單了,訂單取消還挺多的。”
4月8日,美國宣布將800美元小包裹的稅率從30%提高至90%,或者按件計稅——每件包裹加征75美元,6月1日後會提高到150美元/件。而一件來自中國的跨境小包裹,總價值可能只有二三十美元——中國電商遭受的巨大重擊,不言而喻。“我們也是一臉蒙。”小薰家的工廠從2021年左右轉型跨境電商,出貨量很快佔到全部外貿的十分之一。
不少商家猝不及防,只能觀望。
佛山市承安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主要生產PCB(印刷線路板)的專用材料及環保設備。PCB應用於計算機、通信、消費电子、汽車电子等領域,是現代电子產業的基石。總經理周建新告訴《財經》,公司雖然沒有產品直接出口美國,但下游的線路板企業大概出口美國份額在10%。比如,蘋果的电子產品大多採購中國的元器件、線路板。隨着時間推移,大概一個至兩個月,美國關稅傷害一定會傳至整個產業鏈條。實在“感到”措手不及。
特朗普新一波的關稅政策涉及範圍之廣、幅度之高,超乎所有人預料。美東時間4月2日下午,特朗普在白宮玫瑰園召開記者會,宣布美國進入國家緊急狀態,繞過美國國會90天內的裁定程序,對所有國家和地區徵收10%的“基準關稅”。
同時,美國宣布將對部分貿易夥伴加征高額“個性化”關稅。特朗普將全球貿易巨震的黑色一日稱為“解放日”。白宮宣布,對中國加征34%關稅,4月9日生效。此外,美國對歐盟、越南、中國台灣地區、日本、印度、韓國、泰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等貿易夥伴徵收20%-49%不等的關稅。就連非洲的馬達加斯加也未能倖免。
特朗普宣稱,美國將計算對美國構成極大威脅的國家的所有關稅、非關稅壁壘和其他形式的綜合稅率。但最終的關稅法則如此簡單而隨意,以至於特朗普展示的對等關稅稅率圖表是在演講前三個小時才確定的——就是美國逆差,除以貿易國對美出口總額,再除以二。
這是美國自1930年《斯姆特-霍利關稅法》以來最大的貿易保護主義舉措。不過,考慮到特朗普本人對19世紀“關稅之王”、曾經的美國總統威廉·麥金萊倍加推崇,這絲毫不令人意外。特朗普曾在就職演說中讚譽麥金萊“通過關稅和才智讓美國變得非常富有”,還將美國最高峰從迪納利山改回麥金萊山以示敬意——1901年9月,麥金萊遇刺身亡。
高額關稅公布后,全球進入前所未有的混亂時刻。股市首當其沖。美股4月3日暴跌,標普500指數跌幅4.85%,是自2020年6月來最大單日跌幅;納斯達克綜合指數跌幅5.99%;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跌幅3.98%。美國股市兩日下跌幅度僅次於大蕭條、2008年金融危機、新冠疫情等歷史性災難。比特幣一度較特朗普宣布關稅時跌超7000美元。黃金盤中創歷史新高後轉跌。關稅政策后三日,全球股市蒸發超過9.5萬億美元市值。
貿易牽動各國神經。息事求和的有之。越南面臨高達46%的對等關稅,表示願意降低對美國商品的關稅、增加進口。繼續反制的有之。4月9日,歐盟成員國投票通過首輪對美關稅反制措施,將對一系列美國產品徵收稅率高達25%的關稅;4月8日,加拿大財政部長商鵬飛宣布,對美國汽車對等徵收25%關稅措施將於美國東部時間9日生效。保持克制的亦有之。4月4日,新加坡總理黃循財發表講話說,新加坡已決定不實施報復性關稅。
中國政府表態,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必將奉陪到底”。4月10日12時起,中方對原產於美國的所有進口商品,在現行適用關稅稅率基礎上加征84%的關稅。而自3月10日起,中國對美國雞肉、小麥、玉米、棉花加征15%關稅;對高粱、大豆、豬肉、牛肉、水產品、水果、蔬菜、乳製品加征10%關稅。自2月10日起,中國開始對原產於美國的煤炭、液化天然氣加征15%關稅;對原油、農業机械、大排量汽車、皮卡加征10%關稅。
一天、一天,局勢變幻莫測。到美東時間9日,特朗普對中國加稅至125%,同時宣稱超過75個國家聯繫美國談判,批准對這些國家實施為期90天的暫停措施,該暫停適用於對等關稅。在此期間,普遍關稅將降至10%,暫停措施立即生效。關稅戰似乎有所緩和,標普500指數隔夜創下2008年來最大漲幅,納指更是單日上漲逾12%。同時,美債價格整體基本止住了4月9日亞洲時段的跌勢。10年期美債收益率尾盤漲幅收窄至12.6個基點。
然而,美國資產大漲只持續了一天。4月10日,美國金融市場再度下跌,標普500指數跌幅一度接近觸發全市場熔斷機制。標普500指數收跌188.85點,盤中跌幅一度超6%,接近第一級熔斷。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收跌1014.79點,納斯達克指數跌幅超4%。20年期與30年期美債收益率大漲。美元指數下跌超1.8%,是2022年以來的最大單日跌幅。
無論如何反轉,毫無疑問的是,經此一役,輝煌而多邊的全球貿易時代徹底畫上了休止符。橋水基金創始人達利歐發文說,正在發生的一切不止關乎關稅。我們正在見證的是全球主要的貨幣秩序、政治秩序和地緣政治秩序的典型崩解。“這類崩解,一生中只會遇到一次。”
眼下更為緊迫的是,關稅對中國實體經濟的衝擊。深圳一家跨境貿易公司,100%的產品出口美國商超,已接的訂單很可能面臨腰斬,關稅加到125%,不啻於晴天霹靂。廣東一名產品經理說,美區外貿完全癱瘓。即便公司召集了產品研發、財務等部門共同制定應對方案,但現實卻乏力。每天,遊戲規則隨時在變,貨運代理和物流公司不再提供清晰信息。
上海智能电子企業索泰刻主要生產智能眼鏡和可穿戴智能設備,2020年起积極拓展海外市場,以美國和歐洲為重點,美國很快就佔據了公司一半以上的出口份額。“如此突然且大幅的增加關稅,我們和美國客戶都覺得是很瘋狂的行為。”負責索泰刻出口貿易的總經理董霄對《財經》表示,他們最近在談的幾個訂單,客戶都在觀望、沒有下單,想等關稅政策明朗了再作決定。索泰刻公司正在與客戶商討對策,以盡量減少雙方受到的影響。
面對關稅以及其他方面的影響,索泰刻今年已經不得不削減成本,裁了10%的員工。“我們不希望通過裁員的方式來解決問題,更希望靠拓展新的業務。”董霄對《財經》說。
即使不直接同美國做生意,許多企業的出口訂單也面臨斷流。2018年關稅戰後,大量中國企業的中間品經由越南、墨西哥、印度尼西亞等國出口歐美市場。特朗普選擇對全球國家抬高關稅,等於瞬間掐斷了上游的訂單來源。海關數據显示,2023年,中國出口中間品11.24萬億元,佔總出口47.3%。周建新公司的PCB產品主要出口東南亞,製成線路板后,繼續出口歐美。周建新說,眼下特朗普無差別攻擊各個國家,規避關稅的意義也不大了。
2024年,佛山市承安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旗下一家投入環保領域的子公司,已在泰國投資建廠。周建新說,原本中國企業到越南、馬來西亞等地建廠並非因為勞動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低,投資這些國家和地區,綜合成本比在國內投資還高20%,只是為了出口規避高關稅。
歐美的很多公司也有不成文規定,要求供應鏈上的中國企業必須同時建海外工廠。“如果企業沒有海外工廠,2025年-2026年的訂單就不給你下,因為大公司擔心中國大陸和中國台灣一旦爆發衝突,會影響供應鏈安全。”周建新觀察到,關稅戰爆發后,佛山、江蘇、江西等一些投資越南的企業採取了觀望態度,原本計劃投資的項目暫緩,或者縮減投資額度。
原材料、關鍵零部件如果進口自美國,企業也很難逃逸在關稅戰之外。周建新告訴《財經》,關稅戰已經影響金屬材料進口。中國向美國進口貨物徵收84%關稅,進口材料成本激增,過一兩個月即會傳導到整個行業。原材料(如覆銅板、电子化學品)進口成本增加,會壓縮企業利潤空間。例如過去上游的金屬材料企業從美國進口純度較高的銅,一噸大約9000美元,大約5‰的利潤,進口關稅84%,意味着多掏將近8000美元的成本。
糧食肉類價格受波及也非常明顯。“中國的牛肉行情已經連續第二日瘋漲了,平均每噸漲1000多元。”4月9日,前海粵十供應鏈管理公司輪值董事長史偉琦告訴《財經》,很多經銷商現在囤積貨物。這家企業服務網絡遍及全國,鏈接3000多條運輸幹線,涉足凍品、動物蛋白冷鏈。史偉琦說,美國是牛肉、禽類出口大國,有企業被中國納入不可靠實體清單,禁止出口。我們當然繼續同澳大利亞、巴西貿易,彌補缺口,但如果美國貨源被切斷,其他貨源肯定漲價。大豆也是這樣,市場定價權在國外客戶手中,每年都往上漲。
時至今日,即使是美國自己的大公司,也被特朗普推到了懸崖邊上。3月底的三天內,蘋果公司緊急安排了五架貨機滿載iPhone和其他產品,從印度和中國飛往美國,囤積庫存,以滿足未來幾個月的需求。特斯拉的股價亦受到重創。馬斯克提出請求,希望特朗普撤銷新加征的廣泛關稅。路透社一篇文章說,“特朗普的經濟自決夢想最終只剩下自我驅動的孤立所帶來的持久痛苦。”
不只美企股價劇烈波動,美國民眾也面臨物價衝擊。路透社和益普索最新民調显示,美國73%的受訪者認為,關稅政策生效后,未來六個月內他們日常購買的物品價格將會上漲。一位在美華人向《財經》表示,美國物價一直在漲,現在疊加禽流感的因素,雞蛋已經漲了30%,不過前两天去看肉餡價格,跟之前一樣。新華社報道,4月6日,以“Hands Off”抗議為代表,特朗普重返白宮不到100天,美國已經爆發超過1200場抗議示威遊行。
特朗普奉行的孤立主義無疑招致批評。美聯儲將對美國經濟2025年的增長預期,從2.1%下調至1.7%。保守派機構美國企業研究所(AEI)經濟政策研究主任邁克爾·斯特蘭(Michael Strain)對《財經》說,超過60%的美國人不贊成特朗普對關稅的處理。摩根大通CEO(首席執行官)傑米·戴蒙在年度致股東信中說,特朗普的關稅措施甚至可能引發20世紀70年代式的“滯脹”危機。惠譽國際評級(Fitch Ratings)美國經濟研究主管奧盧·索諾拉(Olu Sonola)向《財經》表示:“許多國家最終很可能會陷入衰退。”
一開始是擔憂,接着是焦慮、恐慌,直到對華關稅加至125%,事情突然變得有點滑稽。
美東時間4月10日,白宮發布聲明:此前一天、特朗普在社交媒體上宣布對中國徵收125%的進口稅,是在因“芬太尼”加征20%關稅的基礎上加征的,實際上是145%。特朗普還保留了對汽車、鋼鐵和鋁徵收的新關稅。然而,按照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2024年,中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營業收入利潤率為5.39%,今年前兩個月,繼續降至4.53%。
這意味着,美國關稅哪怕只提高5%,對於許多中國企業都是不可承受之重,關稅加到50%已是頂天級別。“145%和300%又有什麼差異呢?”一位外貿人士對《財經》說。4月3日以來,中國先後將對美關稅稅率對等反制提升34%、50%,到11日將對美加征的關稅的稅率由84%提高至125%,並指出“如果美方繼續關稅数字遊戲,中方將不予理會。”
眼下,“關稅核爆”或已暫告一段落。
美國關稅戰發動后,中國商務部、各地政府及國內多家電商企業已經密集發聲,幫助受到關稅問題衝擊的外貿型企業“出口轉內銷”。4月11日、12日,盒馬鮮生、叮咚買菜、銀座集團、京東等零售和電商企業陸續對外表態,表示會扶持受關稅衝擊的國產商品。
儘管如此,一些中國企業已經做好應對更壞局面的準備。戰略儲備、國產替代是一方面。小馬智行是廣州一家提供自動駕駛出行服務的企業,其核心人工智能技術高度依賴芯片作為保障,美國英偉達就是其中一家供應商。負責政府事務的工作人員告訴《財經》,小馬智行從去年就開始做相關戰略計劃,芯片庫存已經提前儲備了起來,“受這一波影響還算好”。
“我們並不會用英偉達那種非常先進的7納米芯片或者大算力芯片,用的還是消費級芯片。英偉達的開發生態很完善,通過一些工具鏈去做我們整個虛擬世界的接入,比較好開發。國內芯片算力現在也不斷攀升,但開發工具還不完整,企業的潛在投入非常大。”上述工作人員說,小馬智行也在評估地平線、華為等國產芯片的能力,看能否實現國產替代。
另一面,則是藉由硬核實力,拿出真正的、不可動搖的中國產品。林潤谷是深圳泰坦國際科技公司創始人,這家公司成立於2021年,去年正式鋪開3D打印機、激光雕刻機等產品的海外銷售。美國是很重要的市場,技術發燒友是主要消費者。“我們還是按照原本的規劃去走,目前關稅並沒有影響整體布局。”林潤谷告訴《財經》,他們已經推出幾十個sku產品,一台機器價格從100多美元到1000多美元不等,後續還會出3000美元的機器。
“這類產品生產都在中國,幾乎不在美國境內。美國人還要買這個機器,只能從進口買,最後的價格還是嫁接到消費者身上。”林潤谷說,這類產品貨值和利潤空間也相對較大。而按此類商品邏輯推演,眼下,即使在遭受重點打擊的跨境電商領域,也並非完全沒有出路。
華髮跨境電商產業園位於珠海橫琴,SHEIN、唯品會、遙望科技皆入駐於此。華髮園區投資開發公司執行董事胡雨波告訴《財經》,一些電商頭部大賣家在美區的銷售額占其收入的40%,目前打算多措並舉應對關稅衝擊。大多計劃繼續壓降成本,但更為緊迫的是品牌出海。畢竟用低客單價卷市場不能持久。“好產品現在是不愁賣的”。
多元化市場亦是選擇。胡雨波說,大多數電商賣家判斷,美區產品的銷售定價肯定會漲,需求可能會下降。但此消彼長,企業可以在亞馬遜平台轉區,轉向日韓站,等等。葡語系國家的電商市場基數並不大,但年增速高,潛力可觀。東南亞、中東市場,增長率也值得挖掘。
這意味着電商企業也需要重新選品,畢竟“賣美國的產品跟賣中東的產品肯定不一樣”。
新興市場意味着希望與活力。中東、俄羅斯、非洲、中亞、南美⋯⋯愈發受到關注。海關總署數據显示,2024年,共建“一帶一路”國家佔中國進出口的比重首次超過50%,其中,對外出口增長9.6%。2024年,中國與東盟連續五年互為第一大貿易夥伴。中國對越南、馬來西亞、泰國、印度尼西亞、巴西出口分別增長19%、17.6%、15%、19%、23.3%。
廣物優車科技有限公司是廣東省一家二手車出口企業,中東、北非、中亞及俄羅斯是這家公司的主要銷售市場。董事長甘洪霖向《財經》舉例,新興市場的空間很大——阿聯酋常住人口1100萬人,除100萬本國公民,剩下1000萬人口屬於外來務工,通勤對汽車的需求量很大。廣物優車還在迪拜的傑貝阿里自貿區設立了一家子公司——那裡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車物流中轉樞紐,來自中國的汽車,可經由此地運往埃及、伊朗、伊拉克乃至敘利亞。
然而,出口市場的轉移仍有隱憂。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的專家向《財經》提醒,考慮到歐美在中國出口份額中佔比約三成,是東盟的2倍;加之對發達經濟體的出口利潤更高,其最終需求才是拉動全球貿易的主要力量,發展中經濟體能否持續消化中國對發達經濟體出口份額的轉移是需要慎重考慮的。亦有觀點擔心,關稅衝擊后,美國市場逐漸封閉,中國大量的出口產品會大量湧入其他國家和地區,給歐洲、亞洲、南美等地造成壓力。
儘管幾乎不涉足美國生意,現在,甘洪霖也憂慮美國關稅煽動的全球汽車供需變化將波及新興市場的汽車銷售出口。蝴蝶效應也可能是這樣的——美國關稅增加后,汽車出口量較大的國家必定受到影響。例如,日本向美國出口不少汽車,關稅增長25%后,原本出口200萬輛汽車,可能變為50萬輛,剩下150萬輛的產能將釋放到其他國家,加劇內卷競爭。
當然,也不排除日本汽車廠商為了迎合美國,將製造廠遷往美國的可能。零配件關稅低、整車關稅高,或許正中美國關稅政策目標靶心——敦促企業到美國建廠、帶動美國製造業發展。可是,恰如甘洪霖所觀察到的那樣,製造業並非只有特朗普想要。即便是欠發達國家,也不希望過多地通過貿易方式進口汽車,而是希望中國企業將產業帶過去。“他就會提出來,你到這裏賣車,要帶動我本國的人口就業,要在本土有固定投資建廠,會有這種訴求的。”
關稅對汽車出口影響如此巨大,2024年起,廣物優車也不得不開始探索出海生產製造,將少量KD散件出口,到非洲完成組裝。埃塞俄比亞的工廠,已經有了當地人的面孔。
中國製造業增加值已連續14年穩居世界第一。如今,企業只能出海。
4月4日,新加坡總理黃循財發表講話說,關稅戰標志著全球秩序發生了重大轉變。以規則為基礎的全球化和自由貿易時代已經結束。我們正在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一個更加獨斷專行、保護主義盛行且更加危險的階段。可以預見,全球會對美國的關稅舉措做出強烈反應。一場全面的全球貿易戰爆發的可能性越來越大。而20世紀30年代,貿易戰最終導致二戰爆發。
站在當下,要弄清這場關稅戰通往何方,首先需要理解美國關稅的出台邏輯。在國內一些經濟學家看來,特朗普的關稅新政意在實現四大目標:解決美國的貿易失衡問題;增加聯邦政府財政收入、作為外交談判的工具、保護美國國家經濟和技術安全。
4月7日,特朗普關稅政策智囊、白宮經濟顧問斯蒂芬·米蘭(Stephen Miran)在哈德遜研究所發表演說,詳細闡述了特朗普關稅政策的底層邏輯。斯蒂芬·米蘭說,如果其他國家想在美國撐起的地緣政治和金融的大傘之下獲得利益,“他們應該要做好分內的事情,平分責任”。而利用美國作為最大消費市場具槓桿優勢,加征關稅,就可以促使做到這一點。
斯蒂芬·米蘭背後的推論是這樣的——
“兩個不同外國的私人主體相互進行貿易時,由於美國作為儲備提供者的地位,這種貿易通常以美元計價。該貿易需要儲存在美元證券中的儲蓄,通常是國債。”斯蒂芬·米蘭說,美國的金融主導地位是有代價的。雖然對美元的需求確實使美國借貸利率保持在較低水平,但也使貨幣市場保持扭曲。這一過程給美國的企業和工人帶來了過度負擔,使美國產品和勞動力在全球舞台上缺乏競爭力,導致美國製造業勞動力自高峰期以來下降了三分之一以上,在世界製造業的份額減少了40%。但是為了確保安全,美國需要能夠在本土製造東西。
在特朗普首屆總統任期內,斯蒂芬·米蘭曾擔任美國財政部的經濟政策高級顧問。作為“對等關稅”的設計者,在加入特朗普第二屆政府前,米蘭曾撰寫了一份長達41頁、名為《海湖莊園協議》的經濟方案,計劃通過關稅和匯率調整等手段,迫使其他國家作出有利於美國的經濟讓步。這被視為特朗普政府的經濟政策“聖經”,但遭到主流經濟學界廣泛批評。
在斯蒂芬·米蘭看來,這次關稅戰“最好的結果是美國繼續創造全球和平與繁榮,保持儲備提供者的地位,而其他國家不僅分享這些好處,還為維持這些好處作出貢獻”。他說,有五種方式可以實現這一點:第一,出口產品接受美國關稅,不開徵報復性關稅;第二,打開市場,停止“不公平、有傷害性”的貿易行為,且向美國購買更多產品;第三,提高國防支出和美國軍購;第四,投資美國、在美國設工廠;第五,直接捐款給美國財政部。
然而,中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指出,金融理論中的“特里芬悖論”認為,既要維持美元的國際地位,又要實現貿易順差是不可能的。特朗普要改變的正是當時美國主導下建立起來的國際秩序。既想實現貿易平衡,又想在維持強勢美元地位的前提下讓美元貶值,是很難做到的。特朗普再度當選總統之後,施政方略圍繞着MAGA,即對外加征關稅以獲得5000億美元以上的關稅收入,同時又重振美國的製造業;對內通過政府效率部(DOGE)來精簡機構、裁減公務員以節省開支、提高效率。同時,限制移民、國內減稅等政策可以起到鼓勵投資、保護就業的作用。“問題在於,任何一項政策都是雙刃劍。如加關稅勢必拉高物價,而美國目前正處在高通脹階段;同時,限制移民又會拉高薪酬,進一步助推通脹。”
此外,是否因為大幅加征關稅後美國的關稅收入就一定能大幅增加呢?李迅雷指出,如果出口商無利可圖,就不會向美國出口了,也就征不到預期中的巨額關稅。那麼對企業減稅的來源就成缺口,何以用減稅來刺激經濟呢?如果高關稅能讓製造業迴流美國,那究竟能迴流多少呢?如美國製造業工人的薪酬成本是新興經濟體的8倍-10倍左右,重振製造業又需要配套的基礎設施和供應鏈,尤其對於供應鏈較長的重化工業,不是兩三年就可以建成的。
而實際上,如果回顧歷史能發現,美國也並非一個自始至終的貿易自由主義國家。美國前常務副國務卿、美國前貿易代表羅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曾梳理過美國貿易政策的三個階段:建國初期,征關稅增加財政,1790年到1860年,關稅為聯邦政府提供了約九成的收入。美國平均關稅稅率從19世紀初約20%,到1828年關稅法案后漲到62%。
南北戰爭到20世紀30年代,美國開啟了限制性的貿易政策。從1860年到1913年,關稅收入仍佔美國政府收入的一半。直到19世紀後期,才開始有少數人重拾把關稅和貿易與國際政策聯繫在一起的思想。1890年,美國國會通過《麥金利關稅法》(McKinley Tariff Act),授予總統對那些不給美國出口商提供優惠的國家徵收懲罰性和報復性關稅的權力。
大蕭條時期的《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案》是一個轉折點,也是2025年4月全球關稅大戰的雛形。20世紀20年代美國許多行業蓬勃發展,但农民和農業卻舉步維艱,並呼籲關稅保護。這最終導致胡佛政府在1930年通過《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案》,為近3300種商品分別列出了關稅稅率。1932年,美國的平均關稅達到59.1%。法案也招致反制報復,1929年到1932年,美國的進出口總額銳減近70%;其中出口下降49%,進口下降40%。
第三階段轉變在1934年後,美國頒布《互惠貿易協定法》(RTAA),不斷削減關稅。二戰後全球化盛行、貿易保護勢力式微,美國才走上了堅持互惠且逐步自由化的道路。
然而,不考慮美國經濟自身變化,上世紀70年代開啟的超級全球化也已步入僵局。2019年底,WTO上訴機構停擺。WTO對國際貿易糾紛的裁決不再具有強制執行力,要化解成員國間關於香蕉、棉花、飛機、牛肉等貿易糾紛,變得更為艱難。至此,WTO維持並見證了全球貿易長達20餘年的繁榮,其自身也陷入了進退維谷的境地。
實際上,以三位學者洞見為基礎,美國杜克大學教授高柏曾在2016年發文介紹全球化逆轉的因果機制——如匈牙利經濟史學家卡爾·波蘭尼認為,全球化在釋放市場力量和保護社會這兩極之間進行鐘擺運動。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隨着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和兩次石油危機的出現,主張釋放市場力量的新自由主義主導了許多國家的公共政策範式,世界進入到一個新的全球化時代,並在2008年達到頂峰,金融危機爆發使全球化進入下行軌道。
高柏援引意大利學者傑奧瓦尼·阿瑞基觀點,“財政與金融的擴張早晚會導致一場全球規模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在危機中舊的全球經濟秩序被摧毀,一個新的秩序被建立。”阿瑞基認為,這種資本主義的周期擺動已經三次出現在荷蘭、英國和美國霸權的興衰過程中。
摩根士丹利中國首席經濟學家邢自強指出,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國面臨滯脹式衰退市場環境下,美元並未像以往那樣,在4月2日之後迅速升值,承擔起國際經濟“安全避風港”的角色。這標志著上一個歷史階段的結束,嚴重挑戰了美國“一枝獨秀”的宏觀敘事方式。
過去30年的全球化進程中,表面上美國貿易逆差不斷擴大,但這些逆差背後的許多利潤都被美國跨國企業賺取,通過資本順差的形式將利潤迴流美國,投資於美國金融賬戶的債券和股票,推動美元總體呈趨勢性走強。這種情況在2021年之後或許達到了歷史巔峰。
然而,盛極必衰是事物發展的規律。邢自強認為,貿易全球化、經濟科技化和虛擬化,以及收入分配偏向美國大企業化,使得過去20多年間美國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特朗普1.0時代也由此開啟。“拜登經濟學”亦包含諸多對中低收入群體的直接財政轉移支付等政策,旨在解決社會問題。而特朗普2.0的政策綱領則延續了孤立經濟保護主義的思路。
當下,百年大變局來得如此糟糕,我們再次不幸地遇到了獨斷專行、擅長誇誇其談、不按常理出牌的特朗普。更沒人知道降低關稅、增加購買能否讓特朗普滿意。恰如斯蒂芬·米蘭在4月7日的講話中說,多年來有貿易壁壘的國家不應該認為只要降低關稅,美國就會降低關稅。事實是,總統決定如何推進。“只有一位廚師,那就是總統,他決定要做什麼。”
邢自強預判,中美達成一攬子協議的前景並不樂觀。如果要達成貿易協議,必須是全面的、涵蓋各項內容的,且要排除後續關稅施壓可能性的約束性協議。否則,即便中國承諾購買美國商品,或是在TikTok等領域達成兩國妥協方案,使得關稅暫時降低,美國行政當局也很可能會朝令夕改,以其他理由再次加征關稅。
邢自強同時指出,在地緣政治上對美國存在依賴的小型經濟體,或迅速向美國提出妥協方案。然而,這並不具備長期可持續性。多數亞洲出口國對美國存在較大貿易順差,如越南對美貿易順差占本國GDP(國內生產總值)的25%左右,僅靠增加進口購買幾乎不可能實現再平衡。美國制定關稅的依據是各國對美貿易順差幅度,長期來看,關稅仍有反覆上升的風險。
就在美東時間4月8日,由越南副部長陳國慶(Tran Quoc Khanh)率領的越南代表團與特朗普團隊的談判正式結束。越方提議將對美國商品的關稅降為0%,增加200億美元的進口額,並加強對來自中國的轉運商品的管控。特朗普同意將對越南徵收46%關稅的措施延後90天,至7月8日,前提是越南須在2025年4月30日前履行承諾。關稅衝擊仍在持續震蕩全球,各國博弈不斷加劇。
4月9日,加拿大政府正式實施對美國產汽車及部分零部件的25%反制關稅。而由於特朗普在美東時間4月9日已經宣布將多國對等關稅暫定90天,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於第二日表示,歐盟同意將原定於15日針對美國關稅的反制措施暫停90天。馮德萊恩稱,進一步反制措施的準備工作仍在繼續,若談判不能令人滿意,歐盟將採取反制措施。
面對特朗普對全球施加的關稅霸凌,中國毫不猶豫反制,亦有國外民眾在社交媒體上支持叫好。與此同時,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與地區已經行動起來、合縱連橫,尋找出路。新華社報道,4月8日至9日,中央周邊工作會議在京召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講話中明確今後一個時期周邊工作的目標,強調要聚焦構建周邊命運共同體,努力開創周邊工作新局面。
4月9日消息,日前,中日韓三國經貿部長會議在韓國首爾舉行。會後的聯合聲明表示,將就加速中日韓自由貿易協定談判保持討論。而4月8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強同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通電話。李強表示,雙方要推動新一次中歐戰略、經貿、綠色、数字領域高層對話儘早舉行。
4月11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宣布:習近平將對越南、馬來西亞、柬埔寨進行國事訪問。
4月10日消息:歐盟委員會與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同意啟動自由貿易協定談判。談判將涵蓋貨物、服務、投資等,致力於加強在可再生能源、綠色氫能以及關鍵原材料等戰略領域的合作。澳大利亞已與東南亞國家、日本、韓國、印度和歐盟就聯合應對美國關稅進行討論。
粵開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羅志恆建議,中國構建國際利益共同體,一方面要警惕美國拉攏其他經濟體對中國進行圍堵,例如要求越南、墨西哥等國對華加征關稅,以換取美國關稅的減免;另一方面要爭取盡可能多的盟友,與其他經濟體建立良好關係。
“當然這裏的前提條件是中國通過改革成為全球最大的內需市場,替代美國成為最大的買家。”羅志恆說,中國對其他經濟體實施出口多元化的同時要避免因衝擊其國內市場而將其他經濟體推到對立面。要“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敵人搞得少少的,增強對美談判的籌碼”。
美國發起的關稅戰無疑將加重2025年全球經濟衰退。然而,縱觀世界歷史,從西班牙、荷蘭到英國、美國,再到眼下地緣政治博弈,每一次風浪來臨,亦是全球大國權力交接的關鍵變局。此時此刻,對中國而言,東升西降,轉危為機,穩住國內經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2024年,中國貨物貿易出口達到25萬億元,約佔GDP總量18.9%。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24年,貨物和服務凈出口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為30.3%,拉動GDP增長1.5個百分點。經濟學家們大多預判今年中國的經濟增長會損失1.5個至2個百分點,這是巨大衝擊。
廣開首席產業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連平及團隊初步估算,美國對華關稅每加征10%,中國出口或下降2%-2.5%;2026年出口增速可能進一步下降15%左右。考慮到對美出口在中國出口中佔比相對有限,即使後續美國對中國加征更高的關稅,其效果也將邊際遞減。但如果美國極力封堵中國對東盟、墨西哥等“貿易中轉站”的原材料和零部件出口,大規模貿易戰導致世界經濟增長放緩、各國需求萎縮,中國出口下滑程度有可能進一步放大。
隨着出口受阻,消費和投資領域或出現連鎖效應。連平及團隊分析,一是部分企業出口減少,員工因下崗失業或收入減少;二是大量出口產品將流向國內市場,市場短時間內供過於求,價格下跌,導致社會零售總額減少;三是內貿企業受外貿企業轉向衝擊,也可能影響到員工就業和收入。投資的影響則主要體現在:製造業因海外銷售減少導致投資增速下滑、房地產因部分居民收入預期下降導致投資進一步受到抑制等。如果不對出口、消費、投資的變化加以干預,不排除極端情況下2025年中國GDP增速可能下降1.0個-1.5個百分點。
對此,中央不斷釋放积極信號。4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李強主持召開經濟形勢專家和企業家座談會。李強表示,“根據形勢需要及時推出新的增量政策”。外部衝擊對我國經濟平穩運行造成一定壓力。我們對此已經作了充分估計,做好了應對各種不確定因素的準備。只要我們堅定不移辦好自己的事,就一定能夠推動中國經濟行穩致遠。
3月,《政府工作報告》已經提出實施“更加积極有為的宏觀政策”。2025年赤字率擬按4%左右安排,具有罕見的突破意味。2025年,赤字規模5.66萬億元,一般公共預算支出規模29.7萬億元。擬發行超長期特別國債1.3萬億元,擬發行特別國債5000億元,擬安排地方政府專項債券4.4萬億元。2025年合計新增政府債務總規模11.86萬億元、比上年增加2.9萬億元,財政支出強度明顯加大。當下非常時期,市場期待政策再加力。
摩根士丹利預計,中國將在二季度推出力度更大的刺激政策,包括消費補貼、對科技領域的支持等政策。倘若市場信心進一步惡化,對房地產的支持政策也可能進一步強化。同時,邢自強指出,關稅首先會推高美國國內物價,引發滯脹,使得美聯儲暫時不敢降息。此時,美國實施刺激政策的空間較為有限。中國若能增加新的財政支出,果斷降准降息,並切實投入資金支持消費和股市,將在這場經濟博弈中佔據優勢。但必須爭分奪秒。
短期之內,貨幣政策的走向或成關鍵。花旗銀行亞洲交易策略主管穆罕默德·阿帕巴伊(Mohammed Apabhai)此前的一篇報告準確預判了特朗普的對等關稅稅率。他在這篇報告中同時指出,貿易戰的關鍵似乎在於北京。如果人民幣貶值並迫使美國進入通貨緊縮,貿易戰將讓美國輸掉,市場可能會迫使特朗普總統回到談判桌上,聯邦儲備系統重新引入量化寬鬆。然而,如果中國不選擇主動貶值,可能將在原本可實現的有限勝利中“反勝為敗”。
穆罕默德說,貨幣貶值作為對關稅的反應將為雙方提供一個潛在的最佳解決方案。美國將獲得關稅收入,中國、日本和歐盟在貨幣貶值的情況下不會感受到顯著經濟影響。貿易逆差將縮小,但對貿易夥伴的經濟影響將有限。這為談判解決方案提供了一個潛在的機會窗口。
當然,這僅為一家之言。且貨幣貶值將帶來進口商品價格上升、通貨膨脹等副作用。
面對關稅戰造成的衝擊,長期來看,中國提振經濟的關鍵仍在內需。
李迅雷建議,再增加1萬億元超長期特別國債,用於促消費。例如發放失業補貼、對低收入者發放食品券,對已畢業但尚未找到工作的大中專畢業生,給予適當的生活補助等。中央政府的槓桿率水平只有25%左右,而美國聯邦政府的槓桿率高達120%以上,且面臨的財政危機正在加重,如3年美國到期國債規模有17萬億美元;去年四季度中日英三國大幅減持美債。“當前關稅大戰背後,實際上也是國家財政在比拼實力。”李迅雷說。
邢自強建議中國,藉助百年一遇的重塑國際經濟秩序乃至地緣政治秩序的契機,在應對貿易保護主義時代,推行“2030重大戰略”。到2030年實現“三個零”和“一個三零”。“三個零”是對美國以外的國家,中國將關稅降至零;對外商直接投資和民營企業投資的准入限制減至零;對產業補貼降至零。“一個三零”則是到2030年,中國的消費增加30%,即增加3萬億美元。“中國面臨着戰略選擇,繼續堅持供給側立國、工業製造立國,還是更加註重內需消費,通過社會福利改革構建更平衡的經濟和貿易格局?”
邢自強分析,如果中國繼續堅持以供給側為主導的外向型製造立國經濟模式,未來幾年,歐洲、亞洲各國可能會效仿美國,紛紛出台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全球貿易可能會重回二戰前的割裂狀態。根據測算,如果中國大力推進社會保障改革,支持內需轉型,到2030年消費內需較當前增加30%是能夠實現的,年均增長率約為5.4%。此外,具有戰略性。
邢自強說,目前美國每年進口商品價值約3萬億美元,未來其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將導致這部分市場逐漸封閉,全球將出現3萬億美元的需求缺口。中國當前一年的消費內需約為10萬億美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一半。若未來五年消費內需增加30%,正好增加3萬億美元,可以填補美國貿易保護主義造成的全球需求空白,為全球各國提供市場機遇。
就在4月6日,商務部副部長兼國際貿易談判副代表凌激主持召開美資企業圓桌會。特斯拉、GE醫療、美敦力等20餘家美資企業代表參會。凌激表示,商務部將一如既往為包括美資企業在內的在華外資企業提供保障,依法保護外資企業合法權益,积極推動解決外資企業問題訴求。中國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也必然是外商理想、安全、有為的投資沃土。
3月下旬,關稅戰尚未徹底來襲。中國美國商會總裁何邁可(Michael Hart)在北京接受了《財經》採訪。他表示,對許多美國公司來說,中國仍然很重要。“中國美國商會成員最關心的問題是中美關係,這當然會影響一些決策。”何邁可說,“但我認為,總體而言,公司是根據市場規模進行投資的。如果中國政府採購允許美國公司向醫院銷售,將會看到更多的醫療公司活躍在中國。如果中國消費者繼續從美國購買商品,美國公司將留在這裏。”
眼下,關稅戰結局尚未塵埃落定,但可以肯定的是,一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正在浴火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