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TsinghuaCIFER

2024年11月，斯蒂芬·米蘭（Stephen Miran）撰寫了一份報告《重構全球貿易體系用戶指南》（A User’s Guide to Restructuring the Global Trading System）（以下簡稱“米蘭報告”）。

斯蒂芬·米蘭現任美國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曾任高級經濟顧問），因此米蘭報告被視為可能深刻影響美國經濟政策走向乃至世界經濟格局的重要文獻。米蘭報告針對美國國內對現行國際貿易與金融體系的不滿情緒，提出了一套旨在重塑這些體系以更好地服務於美國國家利益的戰略框架，因而具有重要的研究意義。

清華大學鞠建東教授團隊依託CIFER AI垂域大模型，結合研究員人工校對，對米蘭報告進行解讀。本文嚴格遵循“準確性”和“可理解性”兩個原則，力求真實反映米蘭報告邏輯與內容，確保解讀結果清晰易懂。

米蘭報告指出，美國面臨的核心問題之一源於美元作為全球主要儲備貨幣的特殊地位（即“特里芬難題”），這導致美元長期被高估，進而損害了美國製造業的競爭力並加劇了貿易逆差。

為應對該挑戰，米蘭報告建議動用一系列強有力的政策工具。其中，關稅政策被視為“早已熟悉”且“行之有效”的手段，不僅可用於財政收入和產業保護，還可以成為重要的國際談判籌碼。本文梳理了其對“匯率抵消”機制的看法及分步實施、分級徵收等策略。同時，米蘭報告主張，通過簽署“海湖莊園協議”尋求美元貶值以提升出口競爭力，並列出了包括多邊協調或單邊行動的實現路徑，但也提示了這將伴隨金融風險及通脹壓力。此外，米蘭報告強調，運用安全工具，將美國提供的“安全保護傘”作為籌碼，迫使他國在貿易、匯率、購買美債或在美投資上讓步，並可能對不同國家採取差異化策略。

米蘭報告的整體戰略邏輯可以總結為，通過重構全球貿易和金融體系，復興美國製造業、提升整體競爭力，並將維持美元儲備地位的部分成本轉嫁他國。政策實施可能遵循“先關稅，后匯率，再安全工具”的順序。若實施這些政策，可能引發全球貿易格局重大調整、國際局勢緊張加劇、金融市場波動性上升及避險資產需求增加等影響。

本文依託CIFER AI垂域模型，系統梳理了《重構全球貿易體系用戶指南》（A User’s Guide to Restructuring the Global Trading System）報告全文並提煉核心要點。在模型解讀過程中，我們嚴格遵循以下兩個基本原則，以確保分析準確性和內容可理解性：

1. 準確性：模型分析應忠於原文內容，避免主觀引申或誤讀，並完整地保留原報告的結構與邏輯。

2. 可理解性：模型輸出結果應通俗易懂，確保具備中級經濟學知識背景的讀者（如經濟學碩士研究生）能夠輕鬆理解報告內容。

模型分析完成后，我們對輸出結果進行了人工校對、審核與修改。

全文於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國際金融與經濟研究中心網站上線發布。

https://cifer.pbcsf.tsinghua.edu.cn/

目錄

一、引言

二、理論基礎

三、關稅：特朗普的“武器”再出鞘

四、貨幣：“海湖莊園協議”要來了？

五、安全工具：特朗普手中的“王牌”

六、特朗普政策可能造成的經濟後果

七、結語：特朗普的政策邏輯

參考文獻

附錄 《大國競爭與世界秩序重構》各章小結

一. 引言

首先，讓我們認識一下這份報告的作者——斯蒂芬·米蘭（Stephen Miran）。他是一位資深的經濟學家，於哈佛大學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師從著名的馬丁·費爾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教授。他不僅有深厚的學術背景，還有豐富的實踐經驗，曾在曼哈頓研究所和對沖基金哈德遜灣資本公司工作。更重要的是，他在2020年特朗普第一任期內擔任過財政部經濟政策高級顧問，並於2024年12月被正式提名為美國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這意味着，這份報告很可能反映了特朗普政府未來的經濟政策思路，絕非“紙上談兵”。

米蘭的經濟主張，深受“供給學派”影響，並在此基礎上發展出了“地緣供應學派”。他主張通過稅收優惠吸引資本迴流美國，重視供應鏈安全，強調國防開支的經濟效益。從他的這些主張中，我們可以預見到，他可能會傾向於採取一些大膽的、甚至可能引發爭議的政策，以“美國優先”為原則，重塑全球經濟格局。

接下來，我們看看這份報告“出爐”的大背景。報告開篇指出，過去十年來，美國民眾對國際貿易和金融體系的滿意度大幅下降。無論是普通選民還是經濟學家，都對支撐現有國際貿易體系的共識產生了動搖。特朗普再次當選以及其所獲得的強有力的民意支持，預示着特朗普政府很可能會對國際貿易和金融體系進行重大改革。這種改革的決心，部分源於美國長期面臨的嚴峻問題，即經常賬戶赤字。整篇報告提出了系統性解決美國問題的“工具箱”。

這份報告的核心觀點，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

1. 問題診斷：現有的國際貿易和金融體系對美國不利，導致美元被過度高估、進而使得製造業衰落、貿易逆差擴大。

2. 政策目標：特朗普政府希望重塑全球貿易和金融體系，使其更有利於美國，具體目標包括：

（1）扭轉經常賬戶赤字，減少貿易逆差；

（2）重振美國製造業；

（3）提高美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4）讓其他國家分擔美元作為安全儲備貨幣的“成本”。

3. 政策工具：為了實現這些目標，特朗普政府可以動用多種政策工具，其中最主要的包括：

（1）關稅：這是特朗普政府最熟悉的工具，可以用來增加財政收入、保護國內產業、並作為與其他國家談判的籌碼。

（2）匯率政策：特朗普政府可能會尋求讓美元貶值，以提高美國產品的出口競爭力。這可以通過多種方式實現，包括與其他國家達成協議、或者單方面採取行動。

（3）安全工具：特朗普政府通過將“安全保障”與貿易、金融掛鈎，可能試圖迫使其他國家做出讓步，確保匯率政策工具的有效實施，重構對美國有利的全球貿易和金融體系。

其主要論點與華爾街和學術界的普遍看法不同，本報告認為，美國政府擁有強大的工具來影響貿易條件、貨幣價值和國際經濟關係結構。以下本報告將分別解讀米蘭的《重構全球貿易體系用戶指南》報告中的具體邏輯和政策工具。

二. 理論基礎

（一）美元的“特里芬難題”

這份報告的核心觀點是，當前美國民眾對國際貿易和金融體系的不滿，根源在於美元的長期高估以及貿易條件的不對稱。而美元高估，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特殊地位，即所謂的“特里芬難題”（Triffin Dilemma）。

1. 什麼是“特里芬難題”？

想象一下，美元就像是全球貿易的“通用貨幣”。世界各國都願意持有美元和美國國債，因為它們安全、流動性好，可以用來進行國際貿易和投資。這種需求並非完全基於美國自身的經濟表現或投資回報，而是出於一種“儲備”的目的，就像大家習慣用某種貨幣來交易一樣。

比利時經濟學家羅伯特·特里芬（Robert Triffin）在很久以前就指出了這個問題。他說，作為儲備貨幣發行國，美國必須持續地向世界輸出美元和美國國債，才能滿足全球貿易和儲蓄的需求。這就好比美國開了一家“全球銀行”，不斷地發行“存款憑證”（美國國債）。

為了輸出這些“存款憑證”，美國就需要保持經常賬戶赤字（可以簡單理解就是“花”美元的比“賺”美元的多）。但這並不是因為美國人太愛買外國貨，而是因為美國必須“花錢”才能讓其他國家拿到美元，然後用這些美元去購買美國國債。

2. “特里芬難題”的困境

現在問題來了。當全球經濟增長快於美國時，世界對美元和美國國債的需求就會越來越大。為了滿足這種需求，美國就不得不“印”更多的“存款憑證”，導致美國的經常賬戶赤字越來越大。這就像一家銀行，為了滿足儲戶的需求，不斷地發行存款憑證，但自身的資產負債表卻越來越難看。

長期下去，美元就會被高估，因為大家都想要美元，但美國自身的出口商品卻因為美元太貴而變得缺乏競爭力。這就像一家公司的股票被炒得很高，但公司的實際盈利能力卻跟不上。那麼為什麼美國作為一家上市公司，不繼續去搞資本運作？而要去賣製造業產品呢？

3. 美國為什麼要發展製造業：國家安全

報告特彆強調了國家安全因素。即為什麼要復興美國的製造業？報告認為在沒有主要地緣政治對手的時代，美國可能不太在意製造業的衰退。但現在，報告認為中國和俄羅斯不僅是貿易夥伴，也是潛在的“安全威脅”。擁有強大且多樣化的製造業，對於保障國家安全至關重要。

4. 對美國製造業的影響

報告指出，美元的長期高估對美國製造業造成了嚴重打擊。工廠關閉，工人失業，一些地區甚至出現了經濟衰退。這不僅是經濟問題，還成了社會問題，甚至威脅到國家安全（因為國防工業也需要強大的製造業基礎）。

報告引用了一些研究，指出2000年至2011年間，指出由於與中國的貿易（“中國衝擊”），美國製造業失去了大量工作崗位。而且，這些失業往往集中在一些特定地區，導致當地經濟雪上加霜。

圖1 美國製造業就業情況

我們來看一下報告中提供的這張圖表（圖1 美國製造業就業情況）。這張圖清晰地展示了美國製造業就業人數和佔總就業人數比例的變化趨勢，其中製造業就業人數（深藍色曲線）表示從1940年代到1980年左右，美國製造業就業人數總體呈上升趨勢，儘管期間有所波動。但在1980年之後，製造業就業人數開始顯著下降，尤其是在2000年之後，下降速度加快。而製造業就業佔比（淺藍色曲線）表示這一比例從1940年代的近40%一路下滑，到2020年左右已經降至不到10%。

這張圖表有力地支持了報告的觀點，即美國製造業出現了長期、持續的衰退。雖然導致製造業衰退的原因有很多，包括技術進步、全球化等，但報告強調，美元長期高估是其中一個重要因素。

5. 為什麼美元高估會損害製造業？

可以這樣理解：當美元相對於其他貨幣過於強勢時，美國製造的商品在國際市場上就變得更貴，出口競爭力下降。同時，進口商品變得更便宜，進一步擠壓了美國本土製造業的生存空間。

圖2 美國在全球GDP中的佔比

報告中提供的第二張圖表（圖2 美國在全球GDP中的佔比）展示了這一動態變化。讓我們仔細看看，美國在全球GDP中的佔比（曲線）從1960年到2010年左右，美國在全球GDP中的佔比呈現明顯的下降趨勢，從40%左右下降到20%出頭。雖然在2010年之後有所回升，但仍遠低於1960年代的水平。

這張圖表揭示了“特里芬難題”的一個關鍵背景，即隨着全球化深入發展，世界其他國家（尤其是新興市場）的經濟增長速度快於美國，導致美國在全球經濟中的相對份額下降。正是這種背景使得對美元的需求上漲迅速。

圖3 美國經常賬戶變化

報告中提供的第三張圖表（圖3 美國經常賬戶）直觀地展示了“特里芬難題”的核心表現，其中經常賬戶佔GDP的百分比（淺藍色曲線），從1960年代開始，美國的經常賬戶開始出現赤字，並且在1980年代之後赤字規模不斷擴大，2000年代中期達到峰值（超過GDP的6%），隨後有所回落，但仍保持較大規模的赤字。經常賬戶餘額（深藍色曲線），這條曲線以絕對數值显示了美國經常賬戶赤字的規模，與淺藍色曲線的趨勢一致。

這張圖表清晰地表明，美國長期以來一直處於經常賬戶赤字狀態。這意味着，美國從世界其他地區購買的商品和服務，比它向世界其他地區出售的商品和服務要多。

報告指出，美國的經常賬戶赤字，並不是因為美國人過度消費，而是因為美國需要向世界提供美元和美國國債（作為儲備資產）。為了輸出這些“儲備資產”，美國必須保持經常賬戶赤字。

至此，報告將圖1、圖2和圖3美國衰落的種種表現，都和美元作為儲備貨幣聯繫起來了。

（二）兩種“均衡”

至此，報告開始回答“應該是什麼”的問題。報告提到了兩種關於貨幣的“均衡”概念：

1. 貿易均衡：在這種觀點下，貨幣匯率應該調整到使國際貿易平衡的水平。如果一個國家長期保持貿易順差，它的貨幣就應該升值，直到貿易恢復平衡。

2. 金融均衡：在這種觀點下，貨幣匯率應該調整到使投資者對持有不同貨幣的資產感到無差異的水平。

但是，當一個國家的貨幣是儲備貨幣時，情況就複雜了。對美元和美國國債的需求，並不完全取決於貿易平衡或投資回報，而是出於儲備的目的。這種需求往往是“剛性”的，受經濟基本面影響較小。

報告認為，我們正處於一個“特里芬世界”。在這個世界里，儲備資產是一種全球貨幣，對它的需求取決於全球貿易和儲蓄，而不是儲備國的貿易平衡或投資回報，從而不滿足上述的兩種“均衡”。尤其是當儲備國（美國）經濟佔比相對於世界其他地區變小時，問題就來了。對儲備資產的需求會導致美元大幅高估，對實體經濟產生嚴重影響。

（三）“臨界點”

理論上，當美國的赤字大到一定程度，可能會引發對美國國債的信用風險，導致美元失去儲備地位，這就是“特里芬難題”的“臨界點”。但報告認為，美國離這個“臨界點”還很遠，因為目前還沒有其他貨幣或資產可以替代美元和美國國債。

（四）儲備貨幣的“特權”與“詛咒”

報告進一步總結了儲備貨幣地位的三大影響：

1. 借貸成本更低：由於對美國國債的持續需求，美國可能能夠以較低的利率借款。但報告認為，這個優勢可能有所誇大，因為很多其他發達國家的借款成本都比美國低。

2. 貨幣更堅挺：更重要的影響是，對美國資產的儲備需求推高了美元，導致美元長期高估，損害了美國出口部門的競爭力。

3. 金融治外法權：控制儲備貨幣的國家，可以利用金融手段來實現地緣政治目標。美國可以通過制裁等手段，影響全球貿易和金融活動，以較低的成本實現國家安全目標。

（五）核心權衡

報告指出，美國面臨的核心權衡是：出口競爭力VS.金融影響力。由於金融影響力與美國在全球安全秩序中的地位密不可分，因此，儲備貨幣地位問題必須與國家安全問題一起考慮。美國為自由民主國家提供安全保障，並從中獲得儲備貨幣地位的好處，但同時也承擔著美元高估的負擔。

報告認為，如果美國不願意繼續承擔現狀，就將採取措施改變它。這些措施可能包括單邊或多邊的方式，以及側重於關稅或貨幣政策的手段。報告強調，任何政策調整都可能帶來金融市場和經濟的風險。但美國政府可以採取措施來減輕這些風險，並盡可能使政策調整取得成功。

特朗普政府的基本立場是，保持金融影響力的同時，加強出口競爭力。報告預測，特朗普政府可能會採取措施，試圖在保持美元地位的同時，改善與其他貿易夥伴之間的負擔分擔機制。報告提到，儘管美元高估對美國製造業造成了壓力，但特朗普總統可能會強調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價值，並威脅要懲罰那些放棄使用美元的國家。國際貿易政策將試圖收回一些美國提供儲備貨幣給貿易夥伴帶來的好處，並將這種經濟負擔分擔與國防負擔分擔聯繫起來。

總的來說，第二節深入分析了“特里芬難題”對美國經濟和全球貿易體系的影響，並探討了可能的政策應對。

三. 關稅：特朗普的“武器”再出鞘

正如報告第三章開篇所言，關稅對於特朗普總統及其團隊來說，絕非陌生的工具。在2018-2019年的中美貿易談判中，他們就曾廣泛使用關稅，並且，按照他們的說法，取得了“成功”。這裏的“成功”指的是，當時的關稅措施並沒有對宏觀經濟造成明顯衝擊，通脹穩定，GDP增長也保持良好。因此，有理由預期，關稅將再次成為特朗普政府的主要政策工具。

（一）關稅與匯率：微妙的互動關係

在正式分析之前，讓我們溫習一下關稅的經濟學原理，特別注意下匯率調整在其中的關鍵作用。簡單來說，關稅和匯率之間存在一種“蹺蹺板”效應。當美國對進口商品徵收關稅時，理論上這些商品在美國市場的價格會上漲。但是，如果與此同時，出口國的貨幣會相對於美元貶值，那麼進口商品的美元價格可能並不會上漲太多，甚至可能完全不變。

報告用一個簡潔的數學公式來說明這個機制：

•pm = e(1 + τ) px

其中，pm 是美國進口商支付的價格（以美元計），px 是出口商收取的價格（以出口國貨幣計），e 是匯率（美元/出口國貨幣），τ 是關稅稅率。

假設初始時 e=1, τ=0。如果美國徵收10%的關稅 (τ=0.1)，但同時出口國貨幣貶值10% (e=0.9)，那麼新的 pm = 0.9 * (1 + 0.1) * px = 0.99px。也就是說，匯率的變動幾乎完全抵消了關稅的影響。

這就是所謂的“匯率抵消”（Currency Offset）。

（二）“匯率抵消”的四大假設

不過，報告也指出，要實現完美的“匯率抵消”，需要滿足四個關鍵假設：

1. 匯率調整幅度要恰當：出口國貨幣的貶值幅度必須與關稅幅度相匹配。

2. 出口商品主要在本國生產：如果出口商品的大部分附加值是在其他國家產生的，那麼出口國貨幣貶值對最終價格的影響就會減弱。

3. 匯率變動完全傳導到出口價格：出口商需要根據匯率變動來調整其本幣價格（px）。但由於許多進口商品以美元計價，匯率變動可能不會立即影響 px，而是會影響出口商的利潤空間。

4. 進口價格變動完全傳導到零售價格： 進口商需要將關稅和匯率變動的影響完全轉嫁給消費者。

報告承認，這些假設在現實中未必完全成立，因此關稅和匯率變動可能會導致價格、貿易流量和市場的波動。

（三）核心權衡：通脹 vs. 貿易再平衡

關稅政策也面臨一個重要的權衡：一方面，如果匯率完全抵消關稅，進口商品的美元價格不會上漲，不會導致通貨膨脹。但同時，貿易流量也不會發生太大變化，因為進口商品相對於國內商品的競爭力並沒有下降。美國政府可以獲得關稅收入。另一方面，如果匯率不抵消關稅，進口商品價格會上漲，可能導致通貨膨脹。但同時，貿易流量會發生調整，因為進口商品變得更貴，消費者會轉向購買國內商品或其他國家的商品，實現貿易再平衡。

（四）重溫2018-2019關稅戰：宏觀與微觀的“分歧”

這時報告回顧了2018-2019年中美貿易戰的經驗。當時，美國對中國商品加征關稅後，人民幣相對於美元貶值，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關稅的影響。報告引用了布朗（Brown, 2023）的研究數據（見圖4）。

圖4 有效關稅率的變化及貨幣抵消情況

其中，可以發現，有效關稅稅率，對中國商品的有效關稅稅率上升了約17.9個百分點。人民幣貶值，人民幣相對於美元貶值了約13.7%。美元進口價格， 以美元計價的進口價格僅上漲了約4.1%。

這表明，匯率變動抵消了大部分關稅的影響，解釋了為什麼當時通貨膨脹並沒有大幅上升。美國當時的CPI和PCE通脹數據（見圖5）也支持美國當時並沒有通貨膨脹的結論。

圖5 核心CPI和PCE通脹率

然而，一些研究微觀商品數據的學者對“匯率抵消”理論提出了質疑。例如，Cavallo, Gopinath, Neiman and Jang (2021) 等人的研究發現，關稅的成本幾乎完全轉嫁給了美國進口商，人民幣相對美元貶值並沒有抵消關稅的影響。

報告對這種宏觀與微觀之間的“分歧”進行了解釋：

1. 短期效應 vs. 長期效應：微觀數據研究往往關注短期效應，而匯率的傳導可能需要更長時間，因為進口商通常會進行匯率風險對沖。

2. 利潤率擠壓：一些研究發現，關稅導致的是進口商的利潤率下降，而不是消費者價格明顯上漲。這有助於解釋為什麼宏觀通脹數據沒有明顯變化。

3. 轉口貿易：為了規避關稅，許多中國企業將商品或零部件出口到第三國，進行簡單加工后再轉口到美國。這可能導致微觀數據研究高估了關稅對價格的影響，因為那些能夠將關稅成本轉嫁給美國消費者的商品，更有可能繼續被直接出口到美國。

（五）關稅負擔的分配：誰來買單？

關稅的負擔分配取決於價格如何調整：

1. 匯率完全抵消：美國消費者不會受到影響，但出口國的實際財富和購買力會下降。出口國“承擔”了關稅的負擔，而美國財政部獲得了收入。美國出口商可能會面臨一些競爭力挑戰，但可以通過國內的去監管化政策來抵消。

2. 匯率不抵消：美國消費者將面臨更高的價格，關稅的負擔由他們承擔。這將促使供應鏈重構，美國國內生產商將獲得競爭優勢。總的來說，報告認為，考慮到各種因素，第一輪中美貿易摩擦期間，中國通過“匯率抵消”美國關稅的可能性更大，而非Cavallo所說的傳導到了消費者。

（六）關稅、匯率與金融市場：潛在的波動

報告指出，雖然“匯率抵消”可以減少消費者價格的波動，但它可能導致金融市場更大的波動，至少在短期內是這樣。例如，日元套利交易的平倉可能導致股市大幅下跌（見圖6）。類似地，如果人民幣大幅貶值，可能導致資本外逃，引發中國資產價格崩潰和金融壓力（見圖7，中國經濟的債務水平）。

圖6 納斯達克綜合指數與美元/日元匯率

圖7 中國總體經濟債務佔GDP百分比

（七）“匯率抵消”發生的可能性

報告分析了可能影響“匯率抵消”的其他因素，但最終都予以排除。

1. 利率差異。通常，兩國之間的利率差異是影響匯率的重要因素。但在2018-2019年，儘管美聯儲加息，美元仍然升值（見圖8），這表明並不是這個因素導致的。

2. 美國債務問題：有人擔心美國的債務問題可能阻止美元升值。但報告認為，由於關稅增加財政收入，這種擔憂可能並不成立。

3. 美元的初始水平：如果美元已經處於歷史高位，那麼進一步升值的空間可能相對有限。

4. 經濟增長：其他可能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也可能影響匯率。例如，特朗普政府的去監管化政策可能會提振經濟增長，支持美元。

圖8 2年收益率差與外匯匯率關係

（八）關稅的實施：策略與考量

基於報告對2018-2019年關稅有效性的肯定。報告進一步提出了幾種降低關稅負面影響的方法：

1. 逐步實施。像2018-2019年那樣，逐步提高關稅，而不是一次性大幅提高。

2. 明確的規則。公布明確的關稅調整計劃，減少不確定性。例如，可以宣布每月提高2%的關稅，直到達到目標水平。這可以讓企業有時間進行供應鏈調整。

3. 分級關稅。對不同國家和不同產品實施不同的關稅稅率，根據它們的貿易和安全政策進行調整。

4. 將貿易與安全掛鈎： 將關稅與國家安全目標聯繫起來，例如，對不履行防務義務或支持美國敵人的國家徵收更高的關稅。

（九）關稅與競爭力：“財政貶值”

報告強調，關稅可以作為一種“財政貶值”的手段，可以提高美國企業的競爭力。通過調整稅收政策（對進口商品徵稅，對出口商品減稅），可以實現與貨幣貶值類似的效果。

（十）最優關稅：理論與現實

報告還提到了“最優關稅”的概念來進一步支持加稅的論點。經濟學家認為，對於一個大國來說，徵收一定水平的關稅可以提高整體福利，因為它可以壓低進口商品的價格。報告引用了一些研究，認為美國的最優關稅率可能在20%左右，而目前美國的平均關稅低於最優關稅率。

（十一）防止報復：實力與策略

報告指出，關稅政策的一個重要風險是其他國家的報復。但報告認為，美國作為全球最重要的消費和資本市場之一，更有能力承受貿易戰的衝擊。將貿易與安全掛鈎，可以防止一些接受美國安全保障的國家報復。

（十二）結論：特朗普的“關稅武器”

總而言之，報告的第三章詳細闡述了關稅作為政策工具的經濟學原理、潛在影響及實施策略。報告強調了“匯率抵消”的重要性，並認為在匯率抵消的特定條件下，關稅可能並不會導致通貨膨脹，反而可以成為一種有效的財政收入來源和提高競爭力的手段。報告還強調了特朗普政府可能採取的策略，包括逐步實施、分級關稅、將貿易與安全掛鈎等。這些策略的核心思想是，將關稅作為一種“武器”，迫使貿易夥伴做出讓步，重構對美國有利的全球貿易體系。

四. 貨幣：“海湖莊園協議”要來了？

我們之前談到了關稅和“匯率抵消”效應，但特朗普政府顯然不滿足於僅僅依靠關稅。這份報告的第四章告訴我們，他們還在考慮直接干預匯率市場，讓美元貶值。

（一）為什麼要讓美元貶值？

報告指出，由於美元的儲備貨幣地位，導致美元長期被高估，這損害了美國製造業的競爭力。因此，除了通過關稅來“間接”影響匯率，特朗普政府還可能直接出手，讓美元貶值。

（二）“匯率戰”的風險：動搖美元的根基？

但是，直接干預匯率市場，可不是鬧着玩的。報告指出，這樣做最大的風險在於，可能會讓外國投資者對美元資產失去信心。

試想一下，如果外國投資者預期美元會大幅貶值，他們持有的美國國債豈不是要遭受巨大損失？這可能會導致他們拋售美元資產，轉而購買其他貨幣的資產。

如果大量資金流出美國國債市場，可能會推高美國的長期利率，對美國經濟造成不利影響，特別是對房地產等依賴長期利率的行業。

此外，美元貶值本身也可能帶來通脹壓力。報告引用了戈皮納特（Gopinath, 2015）的研究，認為美元貶值20%可能導致CPI通脹上升0.6%到1%。

（三）“多邊”匯率策略：重返“廣場協議”？

歷史上，美國曾多次通過與其他國家協調，來干預匯率市場。最著名的例子就是1985年的“廣場協議”，當時美國、日本、德國、法國和英國聯手，讓美元對其他主要貨幣貶值。

報告認為，理論上，特朗普政府也可以嘗試與主要貿易夥伴（如歐洲和中國）達成類似的協議，讓歐元和人民幣升值，從而實現美元的貶值。

但是，報告也指出，現在的情況與1980年代大不相同。歐洲和中國目前都面臨經濟增長乏力的困境，不太可能同意讓本國貨幣升值，因為這會損害他們的出口競爭力。

日本、英國等國家或許願意配合，但他們的經濟體量相對較小，難以對美元匯率產生足夠大的影響。

因此，報告認為，特朗普政府更有可能先通過關稅施壓，迫使貿易夥伴在匯率問題上做出讓步，然後再達成某種形式的“匯率協議”。報告戲稱這種協議為“海湖莊園協議”（Mar-a-Lago Accord，以特朗普的私人莊園命名）。

（四）“海湖莊園協議”：一個大膽的設想

報告還引用了波茲薩爾（Poszar, 2024）的觀點，提出了一個更大膽的設想：將“匯率協議”與美國的“安全保護傘”掛鈎。

具體來說，就是要求那些享受美國安全保護的國家，購買並長期持有美國國債（比如百年期國債），以此來支持美元，並幫助美國降低融資成本。

作為交換，美國可以向這些國家提供“互換額度”，讓他們在需要時可以獲得美元流動性，從而降低持有長期美國國債的風險。

報告認為，這種“海湖莊園協議”可以實現多個目標：

1. 讓貿易夥伴承擔更多“安全保護”的成本。

2. 通過美元貶值，提高美國製造業的競爭力。

3. 通過“互換額度”，降低金融市場波動的風險。

（五）“海湖莊園協議”：可行性幾何？

但是，報告也承認，這種“海湖莊園協議”面臨諸多挑戰：

1. 說服貿易夥伴：如何說服其他國家接受這種“捆綁”協議？畢竟，這會讓他們的貨幣升值，並承擔更多的利率風險。

2. 美元儲備的分佈：與1980年代不同，現在大部分美元儲備都掌握在中東和亞洲國家手中，而不是歐洲國家。而這些國家與美國的關係更為複雜，更難達成協議。

3. 私人投資者的反應： 除了外國政府，還有大量的私人投資者持有美國國債。如果他們預期美元貶值，可能會拋售美元資產，這可能會抵消“海湖莊園協議”的效果。

因此，報告認為，特朗普政府更有可能先通過關稅施壓，然後再尋求達成某種形式的“匯率協議”。

（六）“單邊”匯率策略：美國能“單幹”嗎？

華爾街普遍認為，除了與他國合作，美國政府無法單方面讓美元貶值。但報告指出，這種觀點是錯誤的。美國政府其實有很多工具可以利用，即使不依賴美聯儲降息。

（七）IEEPA：總統的“尚方寶劍”

報告提到了《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案》（IEEPA）。這項法律賦予美國總統在應對“對國家安全、外交政策或經濟的威脅”時，擁有廣泛的權力，包括限制或禁止國際資金流動。

報告認為，美國政府可以利用IEEPA，來打擊那些積累大量美元儲備的國家。例如，可以對外國官方持有的美國國債徵收“使用費”，或者限制他們轉移資金，從而使得美國貶值。

當然，這樣做也存在風險，可能會引發金融市場動蕩。因此，報告建議，美國政府應該“從小處着手，循序漸進”，並根據不同國家的情況區別對待。

（八）“外國儲備積累”：美國也來“囤”外匯？

另一種“單邊”策略是，美國政府也可以像其他國家一樣，積累外匯儲備。通過拋售美元、購買其他國家貨幣，來推高其他貨幣的匯率，從而實現美元的貶值。

美國財政部的“外匯穩定基金”（ESF）可以用於此目的，但規模有限。另一種選擇是動用美聯儲的“系統公開市場賬戶”（SOMA），但這需要美聯儲的配合。

不過，報告也指出，積累外匯儲備也存在風險。如果美國政府購買了大量外國資產，而這些資產出現貶值或違約，那麼美國納稅人將遭受損失。

此外，如果美聯儲通過“印鈔”來購買外匯，可能會加劇通貨膨脹。美聯儲可能需要採取措施來“沖銷”這種影響，但這又會削弱干預匯率的效果。

（九）總結：特朗普的“匯率戰”

總的來說，報告的第四章向我們展示了特朗普政府可能採取的“匯率戰”策略：

1. 目標：讓美元貶值，提高美國製造業競爭力。

2. 手段：

（1）多邊：尋求與主要貿易夥伴達成“匯率協議”（“海湖莊園協議”）。

（2）單邊：利用IEEPA打擊美元儲備積累，或直接干預匯率市場。

3. 風險：可能引發金融市場動蕩，加劇通貨膨脹，甚至損害美元的儲備貨幣地位。

特朗普政府能否成功打贏這場“匯率戰”，還有待觀察。但這份報告至少讓我們看到了，這場“戰爭”背後的複雜博弈和潛在風險。

五．安全工具：特朗普手中的“王牌”

在解讀這份報告時，我們已經了解到，特朗普政府認為現有的國際貿易和金融體系對美國不公平，導致美國長期處於貿易逆差狀態。為了改變這種局面，特朗普政府可能動用多種政策工具，包括關稅、匯率政策，以及我們現在要重點討論的——“安全”工具。

報告中雖然沒有單獨開闢一個章節來詳細闡述“安全”工具，但“安全”的概念貫穿始終，尤其是在討論“多邊匯率協議”（“海湖莊園協議”）和“分級關稅”時，都明顯地體現了“安全”與貿易、金融的深度捆綁。

（一）“安全”工具的核心：以安全換讓步

“安全”工具的核心思想是：美國將自身提供的“安全保護傘”（defense umbrella）與國際貿易和金融體系掛鈎，把“安全”作為一種“籌碼”，換取其他國家在貿易和金融方面的合作。

具體來說，就是將“提供安全保障”與“要求貿易夥伴讓步”這兩件事捆綁在一起。如果其他國家希望繼續得到美國的安全保障，就必須在貿易和金融問題上做出讓步，其中包括：

1. 同意讓本國貨幣升值，以減少對美國的貿易順差。

2. 購買並長期持有美國國債，以支持美元，並幫助美國降低融資成本。

3. 在美國進行投資，創造就業機會。

（二）“胡蘿蔔加大棒”：安全保證的分級

報告中多次提到，特朗普政府可能會根據不同國家與美國的關係，以及它們在貿易和安全方面的表現，採取不同的政策。這意味着，美國提供的“安全保證”也將是“分級”的：

1. “盟友”： 那些在貿易和安全方面將與特朗普密切合作的國家，將繼續享受美國提供的全面安全保障，並在貿易和金融方面獲得更優惠的待遇。

2. “中立”國家： 那些在貿易和安全方面與特朗普保持一定距離的國家，不遵從特朗普政策的，需要在美國的安全保障和自身利益之間做出權衡。

3. “對手”： 那些在貿易和安全方面完全不遵從特朗普政策的國家，將面臨更嚴厲的制裁，甚至將被排除在美國的“安全保護傘”之外。

（三）“不合作”的後果：失去安全保障

如果其他國家不願在貿易和金融問題上與美國合作，那麼最直接的後果，可能就是失去美國提供的安全保障。

報告中暗示，美國可能會減少對某些國家的安全承諾，甚至將它們排除在“安全保護傘”之外。這對於那些依賴美國提供安全保障的國家來說，無疑是一個巨大的威脅。

（四）“安全”工具的潛在影響

將“安全”與貿易、金融掛鈎，可能會產生深遠的影響：

1. 全球安全格局重塑： 一些國家可能會被迫加強自身國防建設，或者尋求與其他大國建立安全聯盟，這將導致全球安全格局發生重大變化。

2. 地區衝突風險上升： 如果美國減少對某些地區的安全承諾，可能會引發部分地區的地緣政治失衡，導致地區衝突的風險上升。

3. 全球經濟不確定性增加： “安全”工具的使用，可能會加劇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影響投資者的信心。

（五）總結：特朗普的“安全牌”

“安全”工具是特朗普政府手中的一張“王牌”。通過將“安全保障”與貿易、金融掛鈎，特朗普政府試圖迫使其他國家做出讓步，重構對美國有利的全球貿易和金融體系。但這是一種高風險的策略，可能引發一系列難以預料的後果。這也與作者米蘭的“地緣供應學派”主張相呼應，即將地緣政治和安全因素納入經濟政策的考量之中。

六．特朗普政策可能造成的經濟後果

報告的第五章開宗明義，指出特朗普如果在2024年再次當選，很可能會比第一任期更加地推動全球貿易和金融體系的變革。由於無法再次連任，他將更專註於自己的“政治遺產”，力求實現其核心目標：重振美國製造業、提高國際競爭力。

報告回顧了前幾章提出的各種政策工具，包括關稅、匯率政策和“安全”工具。

（一）“市場穩定”：特朗普的“軟肋”？

儘管特朗普可能採取大膽的政策，但報告認為，他也會顧及金融市場的穩定。畢竟，特朗普一直將股市表現視為自己政績的重要指標。因此，預計特朗普政府會採取“循序漸進”的方式，盡量減少對市場的衝擊。

（二）“先關稅，后匯率”：特朗普的策略？

報告分析認為，相比於直接干預匯率，特朗普政府更傾向於先使用關稅。原因有以下幾點：

1. 關稅更“順手”： 特朗普對關稅很熟悉，而且在第一任期內，關稅政策成功地為美國帶來了財政收入。

2. 匯率政策風險更大： 改變美元政策是一項全新的嘗試，特朗普的一些顧問也曾警告過其中的風險。

3. 關稅可以作為“談判籌碼”： 通過先徵收關稅，可以迫使貿易夥伴在匯率問題上做出讓步。

4. “先揚后抑”： 預計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將先對美元有利（通過關稅），然後以關稅為籌碼，再轉向通過匯率調整美元定價和儲備情況。

（三）“投資換市場”：另一種“海湖莊園協議”？

報告還提到了另一種可能性：利用關稅作為籌碼，換取貿易夥伴（特別是中國）在美國進行大規模投資，創造就業機會。

這類似於里根政府時期解決貿易衝突的做法。特朗普在2024年7月的一次講話中也表示，歡迎中國在美國建廠。

但報告也指出，這種做法存在一些問題：

1. 可能“不守信用”： 中國在遵守貿易協議方面可能會“有所變化”，美國需要採取措施確保中國履行承諾。

2. 中國“不情願”： 中國可能不願意將產業轉移到美國，這需要漫長的談判和巨大的壓力。

因此，報告認為，特朗普政府應該仍然會先徵收關稅，以此來增加談判的籌碼。

（四）“供給側改革”：降低通脹的“良方”？

報告還強調，為了降低通脹壓力，特朗普政府可能會優先推行“供給側改革”，包括：

1. 放鬆監管： 減少對企業的束縛，激發經濟活力。

2. 降低能源價格： 增加能源供應，降低生產成本。

報告認為，這些措施可以提高經濟的潛在增長率，並抑制通貨膨脹，從而為“關稅+匯率”政策創造更有利的條件。

（五）“分級關稅”：獎優罰劣

報告還提到，特朗普政府可能會根據其他國家在貿易和安全方面的表現，實施“分級關稅”制度。那些願意與美國合作、分擔責任的國家，將享受更低的關稅；反之，則將面臨更高的關稅。

（六）“多邊匯率協議”：前景難料

報告再次提到了“多邊匯率協議”（即“海湖莊園協議”），即通過與主要貿易夥伴協調，讓美元貶值。但報告也承認，要達成這樣的協議非常困難，既要主要國家貨幣升值，又要說服其他國家長期持有美國國債。

（七）“單邊匯率行動”：風險與選擇

如果無法達成“多邊協議”，特朗普政府也可能採取“單邊行動”，例如：

1. 美聯儲“印鈔”： 通過購買外國資產，增加美元供應，從而讓美元貶值。但這可能導致通貨膨脹，美聯儲可能需要採取措施來“沖銷”這種影響。

2. “外匯平準基金”： 利用美國財政部的“外匯平準基金”干預匯率市場，但這隻基金的規模有限。

3. 對外國持有的美國國債徵收“使用費”： 這會導致短期內美元迅速貶值，但可能會引發爭議，甚至被視為“違約”。

報告指出，這些“單邊行動”都存在較大的風險，可能導致市場劇烈波動。因此，特朗普政府可能會採取“漸進式”的方式，並密切關注市場反應。

如果市場反應過於激烈，特朗普政府還有一些“備用”手段：

1. “积極的財政部發債”： 通過調整國債的發行結構，來穩定市場。

2. “外匯穩定基金”： 利用這隻基金來干預市場。

3. “平行政策”： 通過放鬆監管、降低能源價格、削減財政赤字等措施，來提振經濟，穩定市場信心。

（八）“以安全換讓步”： 全球安全格局動蕩

1. 全球安全格局重塑： 一些國家可能會被迫加強自身國防建設，或者尋求與其他大國建立新的安全聯盟，這將導致全球安全格局發生重大變化。

2. 地區衝突風險上升： 如果美國減少對某些地區的安全承諾，可能會引發部分地區的地緣政治失衡，導致地區衝突的風險上升。

3. 全球經濟不確定性增加： “安全”工具的使用，可能會加劇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影響投資者的信心。

（九）“無論如何”：共同的後果

報告最後指出，無論特朗普政府採取何種策略，都可能帶來一些共同的後果：

1. “貿易夥伴”分化：那些願意與美國合作的國家，將獲得更優惠的貿易和經濟待遇；反之，則將面臨更嚴厲的制裁。

2. “安全風險”上升：如果美國減少對盟友的安全承諾，可能會刺激一些國家加強軍備，甚至導致地區衝突。

3. “匯率波動”加劇：重大政策調整可能導致匯率市場出現更大幅度的波動。

4. “避險需求”上升：一些投資者可能會尋求黃金、加密貨幣等“避險資產”。

七．結語：特朗普的政策邏輯

現在讓我們把整個報告的內容串聯起來，梳理一下特朗普政府的政策邏輯：

（一）問題診斷：美國面臨“特里芬難題”

1. 美元長期被高估

2. 貿易逆差持續擴大

3. 製造業衰落

（二）目標設定：重振美國製造業

1. 提高國際競爭力

2. 減少貿易逆差

3. 保持美元的儲備貨幣地位（或至少讓其他國家分擔美元作為儲備貨幣的“成本”）

（三）工具選擇

1. 關稅

（1）作為“談判籌碼”

（2）增加財政收入

（3）“間接”影響匯率

（4）以關稅為條件，換取其他國家在美國的製造業投資

2. 匯率政策

（1）多邊：尋求與主要貿易夥伴達成“匯率協議”，促使美元貶值。

（2）單邊：利用法律授權（如IEEPA），打擊美元儲備積累，或直接干預匯率市場。

3. 安全工具

（1）以安全換讓步，特朗普政府通過將“提供安全保障”與“要求貿易夥伴讓步”捆綁在一起，換取其貿易夥伴在本幣升值，支持美元和在美投資問題上做出讓步。

（2）分級安全保證，特朗普政府可能會根據不同國家與美國的關係，以及它們在貿易和安全方面的表現，採取不同的政策。

（四）策略考量

1. “先關稅，后匯率”：先通過關稅施壓，再尋求匯率調整。

2. “循序漸進”：逐步推行政策，避免對市場造成過大衝擊。

3. “區別對待”：根據不同國家在貿易和安全方面的表現，採取差異化的政策。

4. “多管齊下”：結合使用關稅、匯率、財政、監管等多種政策工具。

（五）風險應對

1. “協調合作”：爭取貿易夥伴和美聯儲的配合。

2. “備用手段”：準備好應對市場波動的“應急預案”。

3. “開源節流”：通過促進經濟增長和控制財政支出來穩定市場。

（六）潛在後果

1. 貿易關係重塑：與美國合作的國家將受益，反之則受損。

2. 安全格局變化：美國的“安全保護傘”可能收縮，地區衝突風險可能上升。

3. 金融市場波動：匯率、利率等可能出現更大幅度的波動。

4. 避險需求上升：投資者可能轉向黃金、加密貨幣等“避險資產”。

報告再次強調，由於特朗普對關稅“情有獨鍾”，而且關稅已被證明可以作為一種有效的“談判籌碼”，並帶來財政收入，因此，很可能先使用關稅，然後再動用匯率工具，最後考慮安全工具。

這意味着，在特朗普政府調整國際貿易體系的過程中，美元可能會先走強（因為關稅），然後再走弱（如果採取匯率干預措施的話）。投資者需要密切關注政策調整的順序。

報告最後指出，特朗普政府確實有可能重塑全球貿易和金融體系，使其更有利於美國。但這將是一條“狹窄的道路”，需要精心策劃、精準執行，並採取措施將負面影響降至最低。讓我們拭目以待。

基本參考文獻

1. Stephen Miran, “A User’s Guide to Restructuring the Global Trading System”, 2025. 

2. 鞠建東，《大國競爭與世界秩序重構》，北京大學出版社，2024。

報告解讀參照相關章節如下：

中美關稅爭端，第1、4章

大國競爭，第3章

全球價值鏈與國際貨幣體系，第6、7章

大國競爭與危機演變，第9章

國際金融競爭，第11章

全球治理體系競爭，第12章

其他參考文獻及附錄：詳見原文篇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