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經濟學家 盛洪

特朗普以現金最大化為目的，無視或低估難以變現的公共物品，減少相關現金支出，只能更多地減少現金收入，使美國離“偉大”越來越遠。

上台不到兩個月，特朗普行為激烈，語言出格，為很多人所批評和指責。然而以“讓美國再次偉大”為口號上台的特朗普，卻是在兌現他的競選承諾，只是以他理解的“偉大”來兌現。透過看似混亂的言行，他目標明確，邏輯清晰。只是目標有些問題，邏輯也有偏差。
我曾說過，特朗普和馬斯克作為商人，尤其是馬斯克作為成功商人，當他們把自己的成功經驗用於公共治理時，會犯很大的錯誤。這主要是由於企業面對的是簡單系統，而政府面對的是複雜系統。在簡單系統中的成功經驗不能適用於複雜系統，這就如同將在簡單系統上成功的科學用於作為複雜系統的社會，想“設計”出一個“理性的”社會——計劃經濟，結果導致災難。在這方面的論證可以很深入，可以是哲學的，認識論的，也可以是數學的（如NP問題）。但這些理論都不夠直觀，一般人不好理解。其實也可以用直觀的、經驗的觀點來解釋，進而可以用經濟學來論證。

在企業中，什麼叫效率，什麼是成功，評判非常簡單，就是在市場上的成功。它有兩個特點。一是市場可以將商品的價值貨幣化，明確地衡量出企業努力的價值；一是市場直接給出現金的獎勵。而現金，是企業運轉的重要因素。如果一種產品未來預期很好，但當下不能給出現金回報，也不能貼現為可交易的資產價值，會導致企業的資金運轉不暢甚至中斷，企業無法按期償還債務，企業就會破產。所以在企業中現金為王。企業里就視那種很有經濟價值但在相當長時間內無現金回報的投資為“無效率”。然而企業中的“價值”和“效率”是狹義的，不包括正外部性，即企業不能收取、卻外溢到社會上或他人的利益。一個長期經營企業的人，會在經驗中潛移默化地積澱這樣的意識，推動成為習慣或本能，不是能夠輕易改變的。

而政府是提供公共物品的。與企業提供的私人物品不同，公共物品的定義就是不能排他地佔有和消費的物品，從而不能或不易被市場評價的物品。張五常教授通俗地說，公共物品就是不能向個人收費的物品。所以才發明了稅收。因而，第一，公共物品的價值不能被市場直接評價出來；第二，公共物品的供給不能直接獲得現金回報。這類物品包括國防，公共衛生，教育，科研，社會安全，扶助弱勢群體，也包括對外援助等。然而公共物品又實際上創造了價值，比如國防保證了本國不受外來侵略，使民眾能夠在安全的情況下生產和交易；基礎科學研究成果並不能馬上變成商品去出售，卻可發展新的理論激發人們的創新。這說明恰當的合理的公共物品是一個企業效率的環境，是社會繁榮必不可少的條件。
經濟學早就對公共物品，其與私人物品的異同有很多討論。在微觀經濟學的教科書中就有有關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定價方式的描述。在供求曲線圖上，眾多個人的私人物品效用曲線是橫向累加的，與供給曲線相交共同形成的價格，是每個個人可以直接感受的，也可以據此直接決定自己的需求量。而公共物品的效用曲線卻是要縱向累加，這樣每人個人並不知道累加的結果，及由此形成的公共物品的價格（理論的）。公共物品的價值只能通過公共選擇過程來評價。要知道公共物品的價值幾何，有時還要靠經濟學家幫助。我們就曾受北京市東城區政府委託，估價過該區建立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統。該區當時之所以委託我們來估計，是因為有人質疑這套系統得不償失。
如此我們可以理解，馬斯克的“政府效率部”之“效率”是什麼意思。這就是把那些只花錢而沒有現金回報的項目都視為“沒有效率”。他把目標定在削減兩萬億美元的政府開支，這很好。但他簡單地把沒有當下現金回報的政府項目砍掉，就如同在企業里砍掉不掙錢的項目一樣，但結果大不相同。在企業中減少的產品或服務供給，會由競爭者接替，減少的收入由它自己承擔；但在政府中，這會同時減少相應的公共物品供給，卻無人替代。這是他看不到的。而政府項目本來就沒有現金收入，他也感受不到。這能解釋他為什麼一開始就關閉國際開發署，這不就一下子砍掉了每年400億的支出（小林，2025），卻沒有減少現金回報嗎？皆因為該機構所做之事，是幫助不同的具體人群，總體來講是提高美國在國際上的聲譽，這種公共物品更虛無飄渺，不為馬斯克所看到。關於聲譽，經濟學也發展出“聲譽資本”的概念，它可以增加企業銷售，減少成本。也可以將其擴展到國家，只是國家太大、太複雜，聲譽所帶來的好處太不直接。
馬斯克的另一個大目標是科研。他一刀砍向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減少其三分之二的經費，約61億美元，又砍向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減少40億美元。理由是科研成果在減少，或管理費用過高（第一財經，2025）。說到底，是科研不能帶來直接的現金回報。科研的最終結果可以是新產品和新技術，這些是可以銷售獲得現金回報的。但從最初始的創意到最終產品的量產，要經過多個環節，有一個較長的過程。尤其在最初的創意萌發，理論創新醞釀，學術交流和辯論，以致新理論的提出，是沒有什麼直接現金回報的，幾與公共物品無異。在這時私人投資寥寥，私人捐獻也會有缺口。政府向科研這種公共物品投入是保證領先的重要因素。而在美國，政府資助科研的基金主要用於基礎的學術研究，較少用於應用研究。這還是比較符合公共物品的性質。正因此性質，對科研成果的評價就缺少明確性。
實際上，除了有些對科研的量化指標，如顛覆率等，最終還是要看整個國家在科研上是否領先。這是有較明確的判斷的。美國至少自20世紀起，就是世界科技創新的火車頭。美國不僅發明了汽車、飛機、電力及家用電器等遍及世界的新產品、新技術，而且也一路引領計算機、互聯網和人工智能這幾個重大革命。再看諾貝爾獎，美國有世界上最多的諾貝爾獎得主，多達409名。美國在科技上的領先一直是其他國家追趕的目標。雖然美國科技體制，它的國家資助科研方面存在一些問題，但從戰略角度看，政府對科研的投入是成功的。存在的這些問題，如管理費過高或研究項目沒有意義的問題，顯然不是要大刀闊斧地砍掉科研經費所能解決的，而是要針對具體情況，通過法律正當程序加以解決。
將國防這種公共物品推廣一下，它就不僅指本國的國防力量，還應包括國際聯盟體系。這一體系是對本國國防的補充，同時也需要本國對該體系的付出。而其功用就不僅會增強本國的國防力量，而且會增加盟國的國防力量，進而形成更大範圍的國際安全保證。這又反過來降低對本國的戰爭威脅，因為對其他國家的戰爭難免會蔓延到本國，就如同日本侵略中國就增加了對美國安全的威脅一樣。因而美國對北約的支持也是一種國際公共物品，當然在出資份額上可以討論，但特朗普以“北約不會保護美國”為理由，以“退約”要挾北約各國增資，似乎是一種過高的叫價，其實質還是嚴重低估了北約對美國的價值，這就是，即使北約只保護歐洲各國，也是對美國安全的貢獻。這顯然是另一種現金至上的表現。
特朗普和馬斯克“效率”的另一個特徵，就是“迅速”、“數量多”和“規模大”。他們因國際開發署可能存在一些問題項目，就在第一天關閉該機構，可謂飛速；立刻裁員1600名（熊茂伶，2025），可謂數量多，由此節省了每年400億美元，可謂規模大。然而如前所述，這裏沒有計算該機構提供的公共物品的價值。這與馬斯克接管推特后的裁員80%很不相同，因為減少的私人物品服務也可能同時減少他的收入，不會影響社會的公共環境。他在關閉國際開發署或其他聯邦機構時不考慮公共服務的損失，所以“快”和“大”就是效率。追求名義上和形式上的數量和速度，而不管其結果如何。實際上，如果目標是反腐，肯定不會是整個機構都是腐敗的，而是局部會有些腐敗，正確的做法是經過法律正當程序將腐敗部分揭露和定罪。這個程序當然會較慢，但它能保證盡可能做出正確的辨認和裁定，謹慎不冤枉任何人。如果錯判，所帶來的對社會和法律的損害才是最大的無效率。而馬斯克的“效率”顯然不包括這種公正司法。
從時間維度，這種“效率”也會對當下、而不是較長時間后的情況更感興趣，對經過幾個因果鏈環的結果不感興趣。例如特朗普持續使用關稅大棒要挾其他國家，雖然有糾正關稅不對等的動機，但也超出了貿易的範圍，如對中國增稅的理由是芬太尼，墨西哥是移民問題，加拿大則是能源問題，關稅雖然作為施壓手段，卻表面上增加關稅收入和減少國內企業的國外競爭，也有現金效應。但這種算法卻沒有考慮幾個因果鏈環以後的情形，以及綜合的效果。首先這會遭到別國的報復以及雙方的多次互相報復；第二，因為美國一直以適當的貿易逆差在發放美元——這才是利潤絕高的產品，減少貿易逆差會減少美元的出口；第三，加關稅會增加國內消費品和投資品的價格，惡化本國的營商環境。據專家估計，特朗普對鋁加征關稅可能會使美國失去10萬個工作職位（界面新聞，2025）。最後，如果全球貿易壁壘泛濫，將引起世界經濟衰退，美國也不會獨善其身。
特朗普關於俄烏和平談判的做法也是類現金式的。且不談他的立場和態度，只從這一方案的實際效果來看，它在當下似乎是一個最佳方案，因為立即停火、不再死傷。然而從較長時間來看，這就是一個最為拙劣的方案，因為它不分侵略與被侵略，讓被侵略者接受屈辱條件，就是對侵略者的鼓勵，將會導致更多的戰爭，會死更多的人。這已為歷史所證明，尤其為現代兩次世界大戰所證明。這樣一個停火方案，特朗普也不忘要烏克蘭用礦產報恩。類似地，特朗普對巴拿馬運河、格陵蘭島和加拿大的覬覦，也明顯有着現金的意義。他說巴拿馬運河對美國船隻收費過高，一旦將該運河歸於美國，就會有實際的現金收入（約50億美元/年）；格陵蘭島有着豐富的油氣稀土等資源，加拿大也有着巨量的油氣森林資源，這些資源的租值就是一個巨大的收入來源。
因而，我們可以大略地得出結論，特朗普在說出“讓美國再次偉大”時，他心目中的“偉大”就是“現金最大化”。在一定條件下，現金最大化也沒有錯。一個社會需要公共物品的提供，也需要有長遠眼光，做一些當下無回報，但未來有好處的事情。然而公共機構的運轉終究是要靠資金。只是國家與企業不同，它既可以發行新債償還舊債，還可以增發紙幣以獲得額外的鑄幣稅。當下的現金缺口不會導致政府立即破產。然而，這樣一些緩衝措施也是有限度的。很多年以前，就有本暢銷書名為《破產1995：美國即將垮台及如何阻止》，其中預言，如果美國政府無力償還債務利息，它將面臨破產（Figgie and Swanson, 1992）。這限制了美國政府無限借債。到2024年1月8日美國政府的債務高達34萬億美元，美國政府已多次提高債務上限，才避免了債務違約。如果違約，美國的信譽會一落千丈。現金最大化就是要減少現金支出，增加現金收入，減少財政赤字，減少債務。這有一定的合理性，也會讓政治精英接受。
以“現金最大化”為現實目標的“讓美國再次偉大”，還有一個政治上的好處，這就是它會征服普通民眾的人心。一般來說，普通民眾對當下利益清楚敏感。所謂“當下利益”，就是能夠用市場評價的利益，就是現金。普通民眾知道物價是否上漲，自己的收入是否受到負面影響，如外國產品的直接競爭，非法移民爭奪工作崗位等。他們對憲法帶來的好處缺少感覺，輕易原諒1月6日暴亂，對謊話連篇也非常寬容。所以他們就是使特朗普第二次上台的主要力量，不能說他們被特朗普的謊言欺騙了。特朗普第二任期之所以較之第一任期更加過激，就是因為他反過來受到了這股民眾力量的鼓勵，行為中更為不加掩飾、反而突出他的現金目的，而無視他應該遵循的憲法和法律。
然而，在一個國家的規模和結構下，現金最大化是有條件的。它必須保證合理的公共物品仍能得到提供，它必須在憲法框架下實施。如果減少政府現金支出是以減少必要的公共物品為代價，就會得不償失。因為必要的公共物品是企業和民眾正常獲得現金的條件，如果國家不安全、科學少發展，傳染病肆虐，等等，大家賺取現金的努力也會受到影響。如果憲法受到挑戰，行政權力突破限制，就會打破權力制衡 ，也會侵犯民眾權利，這就會動搖美國繁榮的根本基礎——公民權利體系。這才是美國領先和強大的基礎原因。但這一基礎原因卻一般是“太上不知有知”的，它們發揮作用，人們卻較少地與自己的利益直接聯繫在一起。商人們多把成功歸於自己的智慧和努力，卻不想一下，若他們在其他國家，還有這樣的條件和機會嗎？
所以，特朗普採取激進手段實現“現金最大化”，卻是事與願違，現金反而減少。最近美國股市大跌恰反映了人們對經濟衰退的擔憂。而這正來自特朗普關稅政策帶來的連鎖反應。提高關稅直接帶來的是相應物價（如雞蛋）的上漲，別國的報復又削弱了美國產品的競爭力，出爾反爾、忽啟忽停的關稅手段讓人們不知所措。早有經濟學家提出“特朗普衰退”的概念，特朗普本人也不排除關稅對經濟衰退的影響。在這之上是整個公共治理環境和制度環境，以及美國與別國之間關係的惡化，國際經濟秩序受到干擾，人們沒有穩定預期。許多機構調低的美國經濟增長的預期；亞特蘭大聯儲預估，第一季度美國經濟年化增長率為-2.8%（港股那點事，2025）。這真切反映了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是社會生產的條件，一旦其供給減少或供給體系遭到破壞，就直接減少了現金收入。因而，我們的結論是，以現金最大化為目的，無視或低估難以變現的公共物品，減少相關的現金支出，只能更多地減少現金收入。
實際上，一個國家的適當目標不應是“現金最大化”，而應是“現金可持續”，“價值最大化”。這就是在保證現金鏈不斷裂前提下的社會價值——包括所有個人利益的總和以及公共物品價值最大化。這就是在遵循憲法和法律的前提下，在不減少必要公共物品供應的前提下，盡量減少現金支出，增加現金收益。而現在的主要問題是，財政支出總是超出收入，也超出恰當的規模。這個問題由來已久。早在上世紀70年代，布坎南等經濟學家就深入探究過其中的機理。布坎南指出，在民主投票制度下，民眾在經濟蕭條時傾向於擴張的宏觀政策，政府即使出現赤字，也可以由借債彌補。而人們有一種“財政幻覺”，即借債是要由後代償還，他們自己不會負擔，因而就更傾向於政府借債以緩解自己當下的窘境。再加上凱恩斯主義大行其道，財政平衡傳統被打破。這是民主制度的內在弊端，無法由它自身克服。
再有就是，美國雖然有着孤立主義的歷史，二戰以後卻承擔起越來越多的國際義務。當面臨國際衝突時，民族主義情緒和擴張傾向會支持發動戰爭。例如9•11以後的伊拉克戰爭是受到了絕大多數民眾的支持，國會兩院都以壓倒性多數通過對伊拉克動武的授權。諾獎得主斯蒂格利茲估計，這場戰爭的（直接的間接的）總支出約3萬億美元（Stiglitz and Bilmes, 2008）。而事後發現發動戰爭的理由之一，伊拉克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是假情報。看來美國國會也很難約束政府謹慎開戰。如此，可以認為，民主制度本身不能約束政府在財政收支上保持平衡。民眾傾向於擴張性宏觀政策，擴張的對外政策，導致美國債台高築，從2000年5.6萬億美元（GDP佔比34%）增長到2025年3月的 36.8萬億美元（GDP佔比135%）。現在美國已經在債務違約的邊緣，更重要是這一趨勢還在不斷擴大，如果不去制止，美國註定會走向破產。
馬斯克說，“我真的不願意看到美國破產。”“政府效率部”確實是以此為主要目標，只是這種“現金最大化”的方法卻會減少現金，不能解決美國破產問題。其實早在很多年前，布坎南在《赤字中的民主》一書中就提出了在憲法框架下遏止財政赤字膨脹的建議，這就是“將私人的財務責任原則轉化為政府的行為準則”（1988，第178頁），即修改憲法，強制性讓財政收支平衡。他同時提出了具體實施辦法，即“當缺口超過預定限額時，全面降低所有預算的開支率。”（第182頁）與國家破產相比，壓縮一下每年的開支還是一件更易接受的事情。然而幾十年過去了，旨在“平衡財政預算”的修憲一直沒有成功。
如果特朗普能夠化解成為美國難題的“國家破產危險”，他真的可以成為“最偉大”的總統。只是當他把“偉大”理解為“現金最大化”，他離“偉大”就更遠了。他在上任以後兩月內做的事情，讓人們看清“現金最大化”此路不通。如果他沒有別的弱點，如權力欲，蔑視憲法，個人及黨派利益優先，剛愎自用，急功近利，文過飾非……，他滿可以調整一下他的做法。他不應該繞開國會，成立“政府效率部”，讓馬斯克拿着“人工智能”直接到政府機構去削減支出，而是應將評價政府預算項目的模型提供給每一個國會議員，讓他們在對預算進行表決時有更好的判斷。如果他重拾布坎南的建議，開啟“預算平衡”的修憲過程，當這個修正案最終通過，以後的國會議員在政府赤字超出限額時，拿起手中的“預算平衡模型”，將預算拉回平衡，…… 那時再談“偉大”不遲。